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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北辰访谈录

日期:2014-09-30 编辑:管理员

崔:周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儒教年鉴》的采访。首先问一个关于您个人的问题,您是如何皈依儒教,并走上建设儒教,弘扬儒教之路的呢?

周: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到现在为止,整个过程大约有二十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心里并没有“儒教”的概念,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所接受的都是新式的现代教育,所以以前我对“儒教”也不太了解。后来我走向儒教并最终皈依儒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一边学习大学的课程,一边自学中国传统的一些经典,例如“四书”、“五经”、《老子》、《庄子》等。但在当时,这只能算是一种兴趣爱好。大学毕业以后,我也一直没有中断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在这里,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是“传统文化”?因为在那个阶段,我只是把所学的这些当做是“传统文化”,当时我并不了解“儒学”这个概念,更不要提“儒教”了。

当时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呢?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因为我心里一直在寻求真理。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和大多数人一样,一开始我也认为真理在西方,我学习了西方哲学、西方思想史、西方政治学等,也对西方的历史做了一些了解和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真理并不在西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在自己的历史文化环境和背景中成长起来的,西方的东西在中国存在文化认同的问题,始终有一定的文化隔膜。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开始治中学,学习传统文化。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我接触了新儒家,新儒家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我接触新儒家的时间,大概在九十年代初期。经过四五年对新儒家的学习和研究,我发现新儒家也有问题。实际上,新儒家的根本价值还是在西方,比如,新儒家讲返本开新、老“内圣”开新“外王”,所谓的“开新”实际上并不是开新,而是把民主、科学当做终极价值。无论是在思想领域还是在社会政治领域,新儒家都是把民主、科学当做终极价值,这不是开新,而是西化的另一种解释体系。在新儒家那里,西学和西方价值是主导,甚至西方的解释体系和解释方式也是主导,中国文化成了被解释的对象。

经过几年对新儒家的学习研究,我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钻不出来,我为此困惑了好久。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书店发现了一本书——《公羊学引论》,这本书是蒋庆先生的第一本专著。书的一开篇就讲到“公羊学的焦虑是制度性的焦虑”。读了这本书以后,我觉得我发现了我所想要的,我一直苦苦追寻的东西。新儒家没有制度性焦虑,而中国步入现代化之后的这一百多年以来所真正缺乏的正是制度性的建构。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从事所谓的“革命”,思想在革命,文化在革命,社会在革命,政治在革命,“革命”的意思是要砸烂一个旧世界,而革命所砸烂的不只是旧的物质世界,还有旧的精神世界。文化、社会、政治领域的革命所毁掉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今天我们要重建精神家园,重建社会制度体系,就需要有一种义理资源,而公羊学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种资源,它是制度之学。我一口气把《公羊学引论》读了好几遍。读过几遍之后,我很有体会,后来就和蒋老师在书信上进行了一些交流。那时,“国学热”还没有兴起,更不要说儒学。当时,自己在精神上的求索也是很孤独的,周围没有同道,从书籍中也找不到自己想要追寻的东西,突然遇到了蒋先生,我觉得我们在精神上很契合,就开始和蒋老师进行一些电话和书信的往来。后来,我得知蒋先生要在贵州建阳明精舍,重建儒家道场,我就开始追随蒋老师一起创办阳明精舍。

那是1995年,阳明精舍的创建过程前后持续了十年,经过十年时间达到了现在的规模。在修建精舍的过程中,因为资金上的问题,只能“化一点缘”就修一点,断断续续地修。那时候,蒋老师每年大概要在贵州待半年左右主持修建,我一个人陪着蒋老师,基本上从早到晚都在听蒋老师讲道。就这样,从1995年一直持续到2004年,在山中,在阳明精舍师从蒋老师求学问道,让我受益匪浅,通过蒋老师的讲明正学,我开始慢慢地被真正引入了儒门,并最终皈依儒门。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跟从蒋老师学习之外,我和蒋老师也进行了一些关于中华民族信仰重建、精神家园重建问题以及民族宗教问题的探讨,这时,关于儒教问题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我们一直在关心着这个问题。可以说,我和蒋老师一直以来所关心的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精神家园的重建,这个问题具体表现为儒教的重建;另一个问题是社会政治的重建,这些问题主要涉及蒋老师所讲的王道政治、政治儒学、宗教儒学,另外还包括我现在正在研究的一个方向——儒商管理学。

中国没有自己的管理学学科建构,也没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日本有日本自己的管理模式,中国却没有。我们的管理模式全部都是学习西方的,我们的管理学理论也是照搬西方的。西方管理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把它拿到中国来,遭受了文化的排异,所以在管理学界和企业界普遍有这样一种现象——西方的制度在中国似乎有些水土不服,管人管得住,管心管不住。因此我就开始思考关于中国式的管理学的问题。这也属于制度性的建构,因为现在是商业社会,所以商业制度体系的建构、管理模式的建构和儒教宪政都属于制度建构,同时,它们也是公羊学在现代商业社会的一种具体的改制与创制的诉求。总的说来,我皈依儒门、弘扬儒教,大致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崔:您的“心路历程”和现在很多治中学的学者有着相似之处,都是由西入中。

周:没错。以前的一些先贤,例如梁漱溟等,都是由佛入儒。而现在,许多走向传统的学者都是由西入儒。因为我们在这一百多年以来总是以为真理在西方,所以都向西方求真理。我以前就花了很多时间治西学,从读大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很多年都是主要在治西学,包括西方的哲学、历史、思想史、政治学等等。那时我总是想通过学习西学而寻求真理。但后来我发现西方文化是有问题的,并且问题还不小。

崔:那您在深圳建孔圣堂,是否也是基于刚才您谈论皈依儒教过程中所提到的那两个主要问题?

周:对!我始终有一个愿望,就是要为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为重建一种美好的社会秩序和模式做出自己的贡献。不管是从思考方面入手,还是从写作方面入手,或者是从社会实践入手,这些始终都是要去做的。阳明先生讲的“知行合一”,明白了一个道理就要去做,知道了就要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并不能算作真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如果不去践行,这个“知”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能被落实下来。所以,必须要去实践。

我们知道,中国这一百多年以来,在打到孔家店之后,儒家、儒教的资源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在一百年以前,儒教在中国几千年以来发展得非常成功,可以说是成功得不能再成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认为儒教不是宗教,理由是儒教没有自己的教团组织,没有自己的道场、教堂,没有自己的宗教仪式,没有自己的经典......什么都没有,好像无法称之为宗教。持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是真的不懂儒教的历史,要么就是刻意歪曲事实。如果说儒教没有经典,那么“四书”“五经”算什么呢?“四书”“五经”正是儒教的经典。如果说儒教没有道场,那么北京天坛、孔庙、国子监和遍布全国各地的书院算什么呢?事实上,它们都是儒教的道场。以前,每个州、每个县都有孔庙和书院,这些都是儒教的道场,它们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教堂”,左学右庙。如果说儒教没有仪式,我们祭天、祭祖、祭孔这些难道不是儒教的仪式吗?另外,以前每个家族都有家族祠堂,要进行祖先祭拜,这是我们儒教特有的神灵祭祀,这同样也是儒教的仪式。儒教是多神教,昊天上帝是至上神灵,日月山川、风雨雷电都是有神灵的,这些都是儒教的神灵。可以说,儒教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一个宗教,也是信徒最多,道场最多的宗教。

儒教在过去成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它直接把道场开在了家庭中,比如说,我们以前家里的堂屋都有一个神位,供奉的是“天地君亲师”神灵,这就是儒教的道场。也就是说,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儒教教徒,连皇帝都是儒教的教徒。还有,如果说儒教没有组织,家庭组织、家族组织以及国家组织不正是儒教的组织吗?可以说,在以前,朝廷都是信奉儒教的,皇帝就是当时最大的“牧师”,衍圣公是教主,皇帝是大牧师,各个地方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部都是儒教士,是牧师。因为中国的政治是“治教一体”的,管理和教化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以前的官员都承担有两个责任,他们不仅要承担管理政治事务、管理百姓的责任,还要承担教化百姓的责任,这是把官员和牧师的职能结合在一起了,这也就是所谓的“治教一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儒教在过去是很成功的,国家组织是儒教组织,皇帝是儒教的大牧师,每个家庭都是道场,每个家庭成员都是儒教教徒。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宗教如此成功,包括基督教。

由于儒教在过去太成功,所以当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解体以后,儒教的组织随之也解体了。到了现在,儒教从什么都有变成了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人,也没有道场。我们现在要复兴儒家传统,重建儒教,仅仅靠写一些文章,出几本书,搞点研讨是远远不够的,这些虽然也需要,但毕竟与老百姓,与社会政治以及人们的信仰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的。儒教、儒学、传统文化要复兴,就必须要生活化、生命化、社会化。

所谓“生活化”,就是要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工作的环境都是儒化的环境,让儒教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谓“生命化”,就是说儒学必须要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安身立命的大根大本,我们要按照儒教的理念来培育和教化人,来塑造中国人的生命人格。所谓“社会化”,就是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社会秩序的建构一定要以儒教的根本义理价值为基础。

没有价值的源头,我们就无从进行制度建构,没有价值源头的制度只能是“空中楼阁”。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企业管理模式与管理制度的建构,要建构中国式的管理制度,首先就确立中国特色管理模式和制度的价值基础,没有价值基础就无法建构制度体系和模式。我们知道,西方的管理模式就是有其核心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的,基督教伦理就是它的核心价值体系。如果没有基督新教和新教伦理,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精神。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精神作为支撑,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比尔盖茨、洛克菲勒、巴菲特等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流企业家,正是因为他们有基督教徒的人格风范。正是因为基督新教和新教伦理,才有了比尔盖茨、洛克菲勒、巴菲特这样的教徒式企业家。如果没有伦理道德作为精神生命的支撑,是不可能有这种人格风范的。

西方虽然经过了宗教改革,但是它的文化没有中断,它的宗教始终还是存在着的。而在中国没有“宗教改革”,只有“宗教革命”。“打倒孔家店”式的宗教革命斩断了中国文化的超越价值源头,摧毁了中国文化的形上根基,捣毁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国没有宗教改革家,出了一个康有为先生,结果都被革命革掉了,还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因而中国的宗教改革最终没有能取得成功,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失落了,失落了精神家园也就没有了价值。在一片价值的废墟和意义的荒漠上,我们如何去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大厦呢?所以必须要重新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奠定文化价值基础,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一个民族只有在精神上挺立起来才是真正有希望的。

而要重建精神家园,就要传道讲学,讲明孔子真正的思想和学问。现在有些讲儒家思想的,并没有理解孔子的真精神。儒家越需要道场,但是我们没有书院,没有孔庙,怎么办呢?现在仅有的几个书院和孔庙都被当做景点来售卖门票进行创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有自己想办法创建道场,例如,蒋老师所创建的阳明精舍。但阳明精舍的性质是一个高端的学术研究场所和守道之处,它是守道的地方,因而它建在山中。守道要在深山之中,但是传道不能在深山之中,而要在大都市,所以,传道的道场孔圣堂建在了深圳,建在了中国最现代化的地方。

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在部分儒家学者和儒商企业家支持之下,共同选择了在深圳这样一个经济特区来创建儒家的道场,这个道场就是孔圣堂。“孔圣堂”这三个字是前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先生题写的,高部长还兼任孔圣堂理事会理事长,他很支持我们的活动。另外,深圳也有很多儒商企业家支持我们创办孔圣堂。孔圣堂现在有八名专职人员,二十多名兼职人员,规模是不小的。我们现在每周都要做很多活动。虽然孔圣堂的规模现在还不算很大,但在创办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孔圣堂在海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家纷纷来孔圣堂和我们交流,希望我们也能够去海外办道场、办孔圣堂。新加坡南洋孔教会、印尼、马来西亚和台湾的儒教组织、中国儒教大会、香港孔教学院,还有澳洲、欧洲和北美的儒教组织都来我们这里进行过交流,希望我们能够把孔圣堂办到海外,办到有华人的地方去。现在我们觉得复制推广的条件暂时还不具备,我们现在先完善模式,我们称之为“儒教复兴的深圳模式”。这是儒教在现代社会重建的一个模式,它包括道场模式、传道模式、组织模式、运行模式等,另外也包括“礼乐”方面的模式。

孔子要改制立法,综合三代,我们现在也需要改制,因为儒教从来没有碰到过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孔子也不知道我们今天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欧洲的文明进入中国,所以现今我们只能是依据圣经的基本义理来应对现代社会的问题。要“应对”,就必须要拿出建设性的文化创造,这个文化创造就是孔圣堂和以孔圣堂为基础的“儒教复兴的深圳模式”,这就是我们在深圳创办孔圣堂的目的。

当然,这个目的并非只是在深圳创办孔圣堂就算是达成了的,孔圣堂的模式一旦完成,我们就要在全国各个城市乃至海外有华人的地方都建立孔圣堂,这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要把儒教的道场开遍全国,开遍全世界,要让所有的华人都能够重新拥有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找回我们的精神文化之根!

 

崔:在采访您之前,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通过您刚才的谈话,这个疑问解决了一部分,但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得知孔圣堂建立在深圳时,我一方面感到很振奋,另一方面也很困惑。因为您知道,深圳是一个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的城市,对于和文化有关的活动,大家似乎都不是那么关心,兴趣也不大。前几天我去深圳几个主要的书店逛了逛,很遗憾地发现里面的古籍和学术类书籍都非常少,深圳最大的购书中心甚至连中华书局的那套《新编诸子集成》都没有,我当时觉得非常失望。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在深圳这样一个城市建立孔圣堂的呢?为什么不选择像北京、西安这样文化积淀比较深厚的城市呢?

 

周:这里有两个因素。你刚才也提到了深圳的现状,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是从小渔村发展起来的一个现代化都市,深圳模式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方向。由于深圳没有文化积淀,并且只有短短的三十年的历史,所以也就没有“地域性的文化”,你刚才提到北京和西安的“文化积淀”,我把它称为“地域性的文化”。深圳有一千多万人口,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的移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都是怀着自己的梦想来到这里的,都希望能够在深圳这座城市创建一番事业,总的说来,他们的文化素质都不差。

当然,你刚才提到的这种状况在深圳确实是存在的,由于深圳没有历史文化积淀,人们来到这里都是怀着在现代化社会寻求发展的目标,说得世俗一点,都是希望能够在深圳赚钱,其实这也没有什么讳言的,百姓求富贵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孔子认为庶民求富贵这是天经地义的。“既庶矣,则富之”,“既富矣,则教之”,如果连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连住房都不能购买,你就要去对他实行教化,这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有些困难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只有士大夫、士君子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对于一般的黎民百姓,儒家并不作这样的要求,儒家首先是要让百姓富起来,藏富于民,在让老百姓富裕的基础之上,儒家才谈教化百姓。深圳的情况正是如此,大家来到深圳是为了求富贵,所以深圳的整个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是会以经济建设为目标,这和今天的中国状况一样,以GDP为核心,为价值目标。

也是因为这样,在深圳的城市文化规划建设上,自然会出现你所提到的状况。书店里的古籍和哲学书很少,因为它们很少有人阅读,经营者觉得这些书拿来卖不掉,所以就去卖一些工具性的书,大家也就都读一些工具性的书,精神食粮的问题绝大部分人都暂时关心不了。但是我们知道,人本来就是精神动物、宗教动物,生来就有追寻精神家园的诉求和精神安顿的诉求,虽然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因为生计问题而暂时抛开了精神的问题,但是一旦生计问题得到了解决,人的精神需求就彰显出来了。我们用粮食来打个比方,肉体需要粮食,精神同样也需要粮食,人同时需要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但首先需要的是物质食粮,当物质食粮得到了满足之后,精神食粮的需求就凸显出来了。

现在深圳正是处于这样的状况,人们越是有钱,精神的需求就越强烈,而这个城市并不能满足他们精神的需求,如果我们按照市场规律来说,深圳是不是在精神需求、文化需求方面供求紧张呢?深圳是不是一个精神需求拥有广阔市场的地方呢?在这样一个地方,精神家园的建设是不是很具备可能性呢?当然如此!这恰恰符合市场规律了,哪个地方最缺少什么,什么就在那里最有市场。

以前,我跟你的想法一样,文化的建构就应该到文化中心去进行。我当时所想的还不是像北京、西安这样的城市,我直接去了曲阜,因为那里是圣城。我在曲阜待了两年的时间,2006年和2007年我都在曲阜,在曲阜办儒家的道场传道。但是,非常遗憾,在这两年里,传道的效果并不好,道场办不起来,各个方面也打不开局面。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曲阜还是太小,另一方面,在曲阜,从地方政府到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对儒家义理的追求似乎并不那么强烈。在曲阜的财政收入中,三孔旅游业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可以说是孔子两千年后还养活着一个曲阜市。在曲阜,更多的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祭孔为形式,以招商为目的,我对此感到非常失望。我的目标不是文化搭台,让经济唱戏,而是要重建儒家的道场,重新讲明正学,复兴传统,以期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让百姓都能够安身立命,这是我作为一个现代儒者的心愿和担当。因此,在曲阜待了两年之后,我来到了深圳。

从曲阜到深圳,可以说是很戏剧性的变化,从文化象征的至高点一下子来到一个商业发达的现代窗口,这是两个极端。为什么我在曲阜打不开局面,在深圳短短一两年之内就能把孔圣堂办得有声有色呢?正是因为深圳有精神市场需求。一千多万深圳人都是无根的,在深圳,他们找不到归宿,越是无根,越是找不到归宿,飘零的感觉就越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上,灵魂上的“流浪汉”。深圳一千多万人口,就是一千多万个漂荡的灵魂。到深圳建构精神家园,你说他们欢迎不欢迎呢?当然,在这里,我只是代圣人立言,弘扬圣道。精神家园是圣人为我们提供的,我们在这里只是作具体的工作而已。圣人现在已经不在了,不可能做这样的工作,这就需要有圣人的信徒来做这样的工作。总的说来,在深圳建立孔圣堂,恰好满足了我之前所提到的精神需求的问题。

另外,深圳是个桥头堡,背靠大陆,面向港台和整个东南亚华人区,东南亚华人区号称是儒家文化圈,印尼、越南、新加坡都是儒教国家,很多华人都信奉儒教,深圳和那边的接触比内地要多。因此,我在孔圣堂举办活动,东南亚那边会有人过来。再者,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样板,被称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是要创模式的,这三十年以来,深圳创立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模式,我觉得,深圳还应该有另外一个使命,就是在未来的三十年里创建民族精神文化复兴的深圳模式,这个模式只能从深圳开始,因为深圳是新兴城市,居民有活力、有激情、有需求。深圳未来的三十年,是文化立市的三十年。在前三十年,GDP是立市之本。文化的核心正是孔子。文化立市,打造文化强市现在已经成为深圳市政府的战略规划,这个战略规划已经实行了六年,但其中缺少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只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能够填充这个空白,其他任何一个文明体系和宗教都没有资格填充这个空白。

在这里,我还要澄清一点,我们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来谈论的儒教和西方所讲的宗教是不完全一样的,它们的内涵有所不同。“儒教”的概念比西方所讲的“宗教”更广泛,含涉的范围要更大,儒教包括宗教信仰、精神家园的建设,也包括我们的整个价值体系以及人格的教化,“儒教”是一个文明概念,而不是一个宗教概念。西方所谓的“宗教”,是从学理分疏的意义上来讲的,例如,西方把文化分为哲学、科学、伦理学、宗教学、文学等等,宗教被界定为文化的一种形态。而在中国文化之中,儒教是一个宽泛的文明总体性的概念,我们讲中华文明是儒教文明。我们对于儒教的界定,绝不是西方那种组织形态意义上的宗教,它的涵义太过单一。我们所讲的,是一个文明体系的重建以及在现代社会的改制。

儒教在今天的重建,是将儒家文化在农耕文明时期的外在形式重建为在现代商业社会时期的外在形式。如果没有外在形式,文化就没有载体和依托,所谓“改制立法”、“制礼作乐”都属于外在的形式。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也正是重建儒家文化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外在形式,这也是孔圣堂的使命。

 

:刚才您对“儒教”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将它和西方“宗教”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并且讨论了儒教重建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国内学界现在对于儒教的建设也有几种主要观点,例如国教说、公民宗教说、民间宗教说等等,您是怎样看待这些观点的呢?

周:关于儒教、关于精神家园的问题,是这一百多年以来我们中国人一直纠结但是一直没有纠缠清楚的问题。这个“纠缠”首先就是表现在学者、思想者的圈子当中,因为学者、思想者的圈子没有把这个问题理清楚,普通百姓也就没有一个方向。

首先,从近代以来,对于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就一直众说纷纭,直到现在,这个争论还在继续。从梁启超、陈独秀等一直到现在的任继愈、李申等学者,有的主张儒教是教,有的主张儒教非教。事实上,无论是持儒教是教的观点,还是持儒教非教的观点,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西化派学者,他们的价值和信仰都是以西方的价值作为目标。例如,李申写《中国儒教史》,洋洋洒洒几十万言,最后一章得出的结论却是科学胜利了,儒教失败了。科学和宗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他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牛顿作为伟大的物理学家,将第一推动力归结于上帝。

无论是持儒教是教的观点,还是持儒教非教的观点,前面所提到的学者都是西化派的学者,都以西方的价值作为参照系。在其中,认为儒教是教,就意味着儒教不科学、不进步,是蒙昧的,因而也就不应该被提倡。认为儒教非教,目的是为了说明儒教不是宗教,因此就不是神圣的,这样,孔子头上神圣的光环就被打破了,孔子就被推下了神坛,还原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这些人那里,孔子和张三、李四没有太大的区别,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教育家。

事实上,儒教是教或者非教,这是一个伪命题,得不出什么结论来。另外,关于现在学者们所提出的关于儒教的种种看法,这些看法都有它们被提出的理由,但无论对儒教持怎样的看法,这些都只是学者个人的观点,真正重要的始终还是圣人的看法。我们以圣人为至圣先师,作为至圣,圣人是不可超越的高峰,作为先师,圣人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天下的师表,是千秋万代的师表,正所谓“万世师表”。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说,孔子就是绝对精神,代表着绝对的价值,这个绝对精神、绝对价值用儒教的话来表述就是常理常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行有常”所讲的都是这个常道。只要宇宙还在,这个道就是存在着的,它是永恒的。打个比方,两千年前的人要讲忠孝,守诚信,我们现代人同样还是要讲忠孝,守诚信。忠孝诚信就是常理常道,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道理。两千年前的人要讲良知,我们现代人同样也要讲良知,致良知之道就是万世之道,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我认为现代的学者所提出的种种关于儒教的观点,都是在进行一种学术研究,研究需要有观点,有了观点才能有思想的独立性,有了独立性才能够著书立说,这是做学问的方式。但做学问和求道弘道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我治儒学二十几年来,从来没有发表过自己的观点,我所阐述的全部都是圣人的观点,我只讲圣人的思想,这就叫传道。圣人的思想需要重新进行现代性的阐释,我们甚至还需要在圣人的根本义理基础之上进行一种返本开新的文化创造,这对现代社会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所谓“文化创造”,除了解释体系的重构以外,更要改制立法,进行制度性的建构,它们与圣人的核心价值相关联,是圣人核心价值的具体发用。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学人,“文化创造”才是我们更应该去做的事情。在我看来,现在最紧要的事情是将圣人真正的思想传播到老百姓当中去,让全天下的人都能够有所了解,进而建构起更为美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秩序,让百姓更能安居乐业。

 

崔:刚才您提到在治儒学二十几年当中,主要都是在讲圣人的思想,阐述圣人的观点,这也可以算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了。

周:我所做的工作是一种“述”,“述而不作”是在道的层面上来讲的,道是永恒的,天道、天理、天命是安排好了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天命、天道不是我们某个人可以做得了主的,它们都是基本价值、核心价值、超越价值。对于“道”,我们只能“述”而不能作。但是,我们有必须要作的,这就是以圣人之道作为核心价值的一种文化创造,林毓生将其解释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杜维明所说的“现代转化”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转化”只是在形式上进行转化,其内在精神是不能进行创造,不能转化的。像仁义礼智、忠孝诚信等核心价值,是不能够再去创造的,我们只能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去创造一种外在的模式。我一直以来所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言说的阶段,关键还是要付诸实践,圣人云“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担当,要去实践,否则也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了。

 

崔:您刚才提到在曲阜的两年时间里推行儒教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整个弘道过程也不是很顺利,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的曲阜大教堂事件,您对这件事有所了解吗?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当然了解。得知曲阜要建大教堂,我们孔圣堂首先发起了征集签名以表示反对的活动。我们以孔圣堂的名义向学者们发函征集意见,以反对在曲阜建大教堂。实际上,在曲阜建基督教大教堂是域外宗教对本土信仰的一种挑衅。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下面几个原因:首先,教堂一定要建在曲阜,并且还要建成全中国最大的基督教堂。曲阜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县城,有什么理由在那里建全中国最大的教堂呢?同时,教堂的规模只是一方面的问题,问题的实质更在于文化象征层面上的意义,这无疑是对儒教的一种挑衅。另外,教堂的容量不多不少,正好可容纳三千人,这不正是针对孔子三千弟子而来的吗?

所以,在曲阜建大教堂是千万不能做的。如果谁这样做了,他一定会成为千古罪人。不过,我相信,如果教堂真的建了起来,迟早也一定会被拆掉的!不建教堂,一方面可以避免损失,一方面也可以避免造成更加剧烈的文化冲突。中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就像是主客关系,作为客人,却要来挑衅主人,非常没有礼貌,反客为主,这当然是不对的。儒家倡导和谐,讲“和而不同”,基督教和儒教作为两种不同的文明,首先应当尊重彼此的差异性价值和文化的独特性,其次应当和谐相处,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立刻开始以孔圣堂的名义向全国的学者们征集意见和签名以表示反对,后来,签名越来越多,最后,产生了实质性的效果,当时的山东省和济宁市政府被责令妥善处理这件事情,教堂暂时停建。教堂一停建,问题就好办了,教堂本来都已经奠基了,奠基仪式也已经举行过了,我想,只要是停建了,就肯定会永远停下来的。

 

崔:提到基督教的问题,我看到您在《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论儒家社会主义》一文中讲基督教作为扰乱社会稳定的“乱源”之一,但目前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得似乎非常迅速。作为在校生,我对这一点感触特别深。以前,基督教在农村的影响很大,有很多农村的老人都是基督教徒,现在,基督教似乎在大学校园里也传播得非常广泛,校园里有很多基督教徒传教,也有很多大学生成为教徒。面对着基督教这样的发展状况,儒教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周:不可否认,基督教在现在的中国是很有力量的。但它之所以在中国很盛行,并不是因为教义本身,而是因为基督教很有势力。首先,它们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其次,它们有广大的人脉资源;第三,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的支持。从1840年开始,基督教在中国大地上就是以“《圣经》跟着枪炮走”这样一种模式来进行传播的。枪炮在前面打,《圣经》在后面推。枪炮打下一片天地之后,牧师就去建教堂教化。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自十字军东征开始,基督教所倡导的教义就是两个不同的标准:教内一个标准,教外一个标准。教内主张博爱,作为信徒,都是主的选民,是亲兄弟、亲姐妹;教外则是被视为异端,是必须要征服的。

基督教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实现“中华归主”!现今基督教传道的势头是很猛烈的,基督教也很有势力。在现代商业社会,有丰富的资金支持和强大的势力支持,办起事情来也就相对容易多了。现在基督教在深圳有很多教堂,每周做礼拜时都有数千人参加,我也曾经去切身体验过。面对这样的状况,儒教应当如何应对呢?在今天的中国,儒教既没有丰厚的资金支持,也没有广大的人脉资源。深圳孔圣堂可以说是今天中国唯一还活着的儒教道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它是唯一的儒教教堂,有儒者专门在这里传道。但孔圣堂的规模和深圳很多基督教堂的规模相比,要小得多。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基督教在中国农村是如何传播的。在农村,老人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基督教采取送食用油、大米等生活必需品,甚至是直接包红包的方式吸引老人们入教。当然,自然也有不少人因为这个原因而皈依基督教,试问,这样的信徒是真信徒还是假信徒呢?因此,虽然现在基督教号称在中国有一亿三千万的教徒,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不能算作是真信徒。我相信,只要我们民族自己的本土信仰——儒教能够发展起来,很多人都会成为儒教徒。

我们中国人都供奉祖宗,清明节都要祭祀祖先和逝去的亲人,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祭拜先祖,这些都来源于儒教。可以说,我们中国人生来就是儒教徒。如果儒教发展起来了,在各个城市和农村都能够建立起儒教的道场,那时候儒教势必会压倒基督教。而儒教现在的发展,最缺乏的就是资金支持和人力资源,我们需要一群以弘扬民族传统为己任,以天下为担当的有识之士,也需要政府、企业、各个领域的精英齐心协力的支持。这样,儒教才会蓬勃发展,儒教在现今社会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我们也不必刻意去放大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但同时也应当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促使我们聚集起更多的资源和有识之士来重建我们本民族的精神家园,重构我们自己的信仰体系。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儒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亦即“尊祖敬宗”之教,相比较而言,西方的宗教应该称之为“神教”。

在西方的一神教之中,是没有所谓“圣人”的概念的。而在儒教中,我们以孔子为圣人、以朱子为圣人,圣人是由人教化而来的,是通过修身而达到了圣人的高度。基督教并没有所谓“修身”、“致良知”等教义,耶稣也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圣人,因而,《圣经》的名字其实是不妥当的,它是神和人所订立的契约,真正意义上的圣经应当是儒教的“六经”。另外,关于“天父”这个概念,《易经》云:“乾为父”,“坤为母”,我们都是上天所化生的,上天才是我们的“父”,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因此“天父”本来也是儒教的概念。现在,我们有许多需要在学理上加以澄清的概念和说法,如果这些概念和说法不能得以澄清,许多思想上问题和社会问题就会纠缠在一起,从而带来许多麻烦。

 

崔:您刚才在谈话中提到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和发展模式,不难发现的是,基督教在农村与在城市、在校园的传播和发展模式是截然不同的。通过和身边的一些基督教徒进行交流,我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信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感动于基督教的某些仪式,觉得自己通过这些仪式而融入了一个大家庭之中,而被主所接纳了。比如说,基督教在教堂中所举行的周末礼拜活动,参加的人数很多,在和成百上千的人一起唱圣歌的过程中,许多人都会感动落泪,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从而皈依基督教。对于我们现在的儒教来说,是不是也还有什么能够使得普罗大众都参与其中的仪式呢?

 

周:我们儒教也还是有自己的仪式的。孔圣堂现在有一个圣乐团,一个颂诗班,我们所举办的礼乐活动都有乐队和颂诗班参与其中,我们颂诗班每周都有活动,周三进行礼乐活动,周日是“来复日”,“来复日”的名字取自“一阳来复”。在“来复日”,我们举行告拜礼和讲经会,我们向圣人行礼、组织礼乐活动、讲经布道。另外,我们孔圣堂还会定期举行“归宗礼”,“归宗礼”的性质和基督教的“受洗”、佛教的“剃度”是一样的。目前,孔圣堂归宗弟子已经有几十人了,另外还有学员七、八百人。

刚才你提到了许多人皈依基督教的原因都是因为团契生活,教徒们一起进行团契,就会觉得自己融入了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人不会感到孤独。我们知道,现代社会中的个人都是很孤单的,团契生活无疑可以缓解这种孤单。在孔圣堂建立的近两年时间里,每个周末我们也会举行活动,许多人也都一直坚持参加活动,在这里,他们也同样找到了心灵的慰藉。

 

崔:听您介绍了孔圣堂目前兴旺发展的局面,感到很振奋。是否可以具体向我们介绍一下孔圣堂这两年以来举办的活动呢?

 

周:到现在为止,孔圣堂建立已经快两年了。在我的计划中,预计再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善“儒教复兴的深圳孔圣堂模式”。我们现在所开展的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个模式来进行的。这个模式是前人所没有实行过的,我们是在儒教义理的价值基础之上来进行一种创制。

现在,有很多人并不认同孔圣堂,认为孔圣堂是在模仿基督教,其实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孔圣堂并没有模仿基督教。其次,即使是对于基督教的某些做法有所借鉴,也是没有关系的。中西文化之间本来就是应当相互借鉴的。我们儒家向来都有“和而不同”的包容心态。

 

回到正题,我们现在举办的活动主要是围绕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的:

第一、讲明正学。我们要将儒家传统的真学问,孔子的真思想、真精神传播到老百姓当中去,乃至传播到全天下。现在网络上和大众媒体有许多对于儒家思想的错误解读,我们必须要加以纠正。

第二、我们要摸索出一种传道讲学的模式。我们需要探索,以怎样的方式来传道才能使得老百姓喜欢听,听得懂,并且能接受。怎样将高深的经典义理用深入浅出的,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开来。这也是我这几年来都在进行的工作。我授课的对象,有高级知识分子、企业家、官员、公务员、大学生,也有中小学生和社区的一些老人。我并没有依据他们的年龄和身份而分开授课,而是把他们集中在一起授课,他们都能够接受我所讲的内容,这就是一种讲道的模式。这个传道讲学的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看做是现代社会的教化模式。经过多年的教学,我已经基本上摸索出这种模式来了。

第三、我们要重建儒教的载体和符号,要重建外在的“文”,亦即儒家的礼乐。从服装、到礼仪、礼具、祭祀的整个流程安排等等,都是需要我们去重建的。比如说,我们奏《诗经》,就需要乐曲和乐谱,还需要选定一些唱诵的内容,并且要明白这些内容所包含的意义。这些重建的工作以前并没有人做过,现在我们要把它承担下来。我们还举办了儒家的婚礼、告拜礼、开笔礼、归宗礼等等。现在,大家对儒教仪式已经不太了解了。

当然完全照搬传统的礼仪也是行不通的,圣人也曾经讲过,礼需要“因时因势”,这就是所谓的“时中”,我们需要这种“时中”的智慧。如果我们所要重建的这个外在的“文”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人们就接受不了。例如,以前的祭祀需要杀猪宰羊,并且宰杀的数目通常还比较多,这种做法在现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因时制礼。依据现代社会的具体情况和特点来制礼作乐,是我们孔圣堂的又一项使命。总的说来,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树立起一个标准来,有了标准,我们就可以推而广之。

以传道模式为例,当我摸索出了比较适宜的传道模式之后,我就可以开办讲师班,培训更多的传道者,让他们经过培训之后,也能够在全国各地传道讲学。我们知道,西方的传教士都是来自于神学院,我们儒教并没有这样的“神学院”,所以我也在想,时机成熟的时候,我要筹建中国的第一所儒教大学。有了儒教大学,儒教的人才才能够得以培养,儒教的综合平台才能有所支撑。韩国有成均馆大学,所以也就有儒教,今天的中国没有儒教的大学,也就没有培养人才的基地和综合平台。因此,我们孔圣堂预计用十年的时间进行儒教大学的筹备,筹备工作主要是由孔圣堂来牵头,对各方面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进而使建立儒教大学的目标能够最终达成。

我上面所提到的这些都是孔圣堂现在在做的事情。另外,最近我还准备把我们孔圣堂所在的深圳东湖公园改造、提升成为儒家文化主题公园,这个计划已经经过了专家的论证,正准备向深圳市委市政府汇报。如果能够实现的话,我们儒家文化的传播也就又多了一个场所,我们打算在其中建立孔子博物馆、儒教图书馆以及儒家文化传播中心。有了这些,整个公园都会成为儒家的道场。

通过实践和落实我在上面提到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我们儒教的曙光也就显现出来了呢?现在,我们儒教的力量还很弱,没有办法和基督教进行博弈,但通过我们多方面的努力,儒教一定会发展起来的!

 

崔:对于近年来孔圣堂所举办的这些活动,深圳市委市政府、媒体以及民众的接受度和反响怎么样呢?

 

周:就这两年的活动而言,各个阶层和领域都是持认同、支持和欢迎的态度。首先,深圳市委市政府对于孔圣堂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大力支持。我们孔圣堂在注册时,单位性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我们的主管单位是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按照深圳市政府的规定,像孔圣堂这种性质的单位在深圳只能注册一家,别的单位不可能再注册了。具体就活动而言,去年,孔圣堂在深圳举办了孔子文化节,深圳市委市政府有一名常委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孔子文化节上,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廖军文在讲话时谈到:“儒家和儒教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信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除了广东省和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之外,我们也得到了国家文化部、中宣部、国家工商联、国家宗教局的支持。今年,我们将举办规模更为宏大的孔子文化节。

其次,孔圣堂也得到了深圳一些商会和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举办孔子文化节,各商会和企业为我们提供了资金支持。与此同时,孔圣堂对于这些商会和企业也会有所回馈,我们会帮助他们教化员工,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传播中国式管理的规范等。

再者,新闻媒体对于我们的活动也是十分关注的。孔圣堂所举办的活动,无论是电视媒体还是平面媒体都会予以关注和报道。除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商会、企业、媒体之外,民众对于我们的活动也是非常支持的。我们孔圣堂刚开始在深圳东湖公园建立的时候是受到排斥的。但我们每周都会组织各种活动,每年都会举办孔子文化节,通过这些举措,我们逐渐得到了民众的欢迎和支持。我始终相信,我们实实在在地去做事,把事情都做好,把资源都整合好,慢慢地,我们会强大起来。总的说来,社会各界对孔圣堂近两年来所举办的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很大的支持。我认为,儒家文化的事业、民族的事业、圣人的事业,是我们全天下人的事业,是政府的事业,也是全社会的事业,孔圣堂所起的只不过是一个牵头的作用,许多事情还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崔:我在孔圣堂的网站上看到了关于儒教婚礼的介绍以及婚礼现场的一些图片,也看到了大家对于孔圣堂所举办的儒化婚礼的评论,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婚礼形式很不错。您认为,通过诸如儒教婚礼这样的活动,是不是能够使得儒教真正得以在民众中扎根并发展起来呢?

 

周:总体方向肯定如此,这叫做“制礼作乐”,“复古更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化民成俗。诸如婚礼、丧礼之类的活动,都是通过礼乐来教化百姓的。以婚礼为例,夫妻二人在天地、祖先、圣人神灵的面前立过誓言,举行过神圣庄严的仪式,两个人的婚姻也因此而具有一定的神圣性。较之于古代的婚礼形式而言,我们现在结婚通常是请婚庆公司的主持人来主持,亲戚朋友在一起吃喝一番,然后在洞房里瞎起哄一番,这样的婚姻是不具备像古代婚礼那样的神圣性的。因此,离婚也就变得轻易多了。

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在面对神灵之时,我们必须要慎终追远,也只有这样,“民德”才能“归厚”。如果老百姓都没有信仰,天不怕地不怕,我们的社会如何能够建设得好呢?所以我们必须要重建信仰,让百姓重新拥有对神灵、对神圣的敬畏之心,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有德,一个没有敬畏之心的人是不可能有德的。复古更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它也是最有效的。

对此,我还提出了儒教的“三进运动”,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当然,“三进运动”的推行可能会经历一个比较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希望也还是有的,我们正在逐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崔:您在谈话中反复提到了儒教应当在我们当今社会政治制度和秩序的建构中发挥作用,以期建构起更为美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秩序。这让我想到了与之截然不同的一种看法,前段时间我看了一篇王达三、王心竹采访庞朴先生的访谈稿,题目是《重建儒教也是一个好事情》,在其中,庞朴先生提到,儒教还是应该“避开政治远些好”,应该主要在人文的、教化的、道德的层面上去发挥作用,政治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由专门从事政治的人来参与和解决。对此,您怎么看待呢?

 

周:庞朴先生他们所接受的,都是西方近现代的政治哲学思想。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思想所倡导的正是政教分离,所谓“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庞朴先生所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思想和我们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历史文化以及儒家的义理是迥然不同的。儒家历来都主张“治教一体”,“德主刑辅”,“明刑弼教”。这也就是说,国家政治事务的管理和教化是密不可分的,而且要以教化为主,以法制和刑律为辅助手段。西方则恰恰与之相反,西方社会是法制社会,一切都以法制、契约为纽带。儒家主张教化,教化的目的就是要让百姓的生命道德人格得以完善,从而使百姓产生道德自觉,自觉自愿地远离犯罪,有廉耻辞让之心。

百姓如果都以犯罪作恶为耻,怎么还会有人犯罪呢?这样最终就会达到孔子所说的“无讼”的状态。在这种“无讼”的状态之下,自然也就没有纷争和博弈,社会自然也就极度和谐有序。对于管理者来说,这样的社会是很好管理的,法律基本上派不上多大的用场。以前,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所谓“公检法”的说法,更不要说“三权分立”等政治理念。中国就是治教一体的,以教为主,明刑弼教。庞朴先生的观点,是典型的政教分离的西方现代政治思维方式。但我们儒家是讲“政治”的,离开了政治就不是真正的儒家。孔子说“政者,正也”、“为政以德”、“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儒教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和政治相关的问题。

修身的目的也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必须要通向外王,这些都是一体的。如果没有兼济天下、治国平天下的诉求,修身还有多大的用处呢?只完善个人的生命人格而不顾及社会,不顾及家国天下,这绝对不是儒者的所为,佛门可以如此,儒家绝对不行。在中国,孔子是政治的孔子,政治也是孔子的政治!儒家是入世间法,是必须要关注政治的,而且儒教是一定要转化政治的,这就是所谓的“以道御政”,也就是用一整套神圣的价值来让政治更符合天理,符合人情,让政治更加有利于天下百姓的幸福生活。儒教天生就有社会政治的关怀,如果把这一点去掉,也就不是儒家了。

所以,在我看来庞朴先生的说法在理论上讲不通,实际上也做不到。没有孔子的政治,一定是不道德的政治;离开了政治的孔子也绝不是真正的孔子!就个人而言,我作为一个儒者,也必然要有家国天下的关怀。如果没有了这种关怀,而只想自己成圣成贤,那就是自私自利,不是儒者所为。圣人说,“达己达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就是此意。

 

崔:在您看来,儒教应当如何在当今社会的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呢?
 

周:建构起一整套符合天理人情,符合民众需求的良性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儒家在现代社会的根本诉求。至于如何去实现这种诉求,还需要看历史的机缘,按照儒家的话来说,也就是要“待时”。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学理方面入手做一些建设性工作。例如,蒋先生的《政治儒学》中就提出了政治儒学的基本学理,并且论述了有关制度建构、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儒教宪政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是属于制度层面和学理层面的学术研究。还有我本人的专著《儒教要义》、《儒商管理学》以及一些学术论文,也都是在作学理探索。

至于“学术研究”、学术思想什么时候能够变成一种客观的制度模式,就有待于后人的努力和历史的机缘了,具体的时间我们无法预测,但是政治向着传统文化和价值的回归是必然的。无论是政治、信仰还是企业管理,都是会向传统回归的。现在,我们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例如,我们可以推行王道的商业模式、儒商的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的建设、商业文化的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信仰体系的重建等等。总之,只要是现在能做的,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实践。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实践了。

 

崔:那您如何看待儒教的发展前景呢?

 

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儒教的发展前景。首先,儒教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中华民族需要精神家园,而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只有儒家能够提供。儒教的重建必然会逐步得到社会各阶层和各领域的认识、接纳。

现在,我们有很多学者不接受儒教的重建,因为他们是以西方的知识背景和价值为出发点来看待儒教重建的。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有一个传统,即“五四传统”,它是一种反传统的传统,它使得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势。但是政府、企业界都很认同儒教的重建。

提倡儒家传统文化有利于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政府自然是欢迎的。在企业界,儒家文化、圣人之道可以为他们建构起中国式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企业界当然也会欢迎。另外,社区同样也需要我们,我们现在的社区都过于冷漠,事实上,大家都是需要温情和“团契”的。同样的道理,大学生也需要。总的说来,儒教是社会各界和各领域都需要的。因此,儒教的重建必然也是大势所趋,对于这一点,我信心百倍!

通过这两年孔圣堂在深圳的实践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圣人之道就是有需求。现在,很多人都有一种误会,认为我们老百姓都喜欢通俗浅显的东西,其实,高品质的精神食粮大家也都是需要的,绝大多数的电视节目和畅销书籍都无法为我们提供高品质的精神食粮,只有从事精神文化创造的人才能提供。但是绝大多数从事精神文化创造的人都在大学或者文化机构中,都没有走向大众媒体和社会。所以,我们孔圣堂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把儒教作为高品质的精神食粮提供给老百姓。

从上面所讲的角度来看,儒教重建是大有希望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儒教的重建也是困难重重的。困难重重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在这里,我所讲的资源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政府现在虽然已经认同了儒教的价值,但还没有对儒教给予更多的支持,我们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以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和更多的支持,这就是所谓的“朝野互动”。

之前,我们和宗教局的领导谈过关于儒教注册的事情,宗教局的领导问我们,儒教现在究竟在哪里呢?没有教堂,信徒也不多,也没有一整套宗教仪式,宗教局是无法进行管理的。现在,孔圣堂每年都有几十人入教,经过不断的发展,儒教的信徒会越来越多,我们还是可以申请成立组织的。当然,这需要多方面共同的努力,也需要机缘。

另外,我们现在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人才也比较匮乏,我们需要一步步进行整合和聚集。我认为,只要我们把孔圣堂这个平台建立好,并且以它为依托,将方方面面的资源整合好,就会形成一股合力,使得儒教能够得以蓬勃发展。总体说来,我们目前的困难还很多,资源还很匮乏,但是我们有很多潜在的资源,我们需要努力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以形成合力,从而有效推进儒教重建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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